键盘侠，在大众心中并不是什么好的形象。他们煽风点火，掀起论战，挑拨关系，无所不用其极。只是，不少人在痛斥他人行为之时，自己也在某时某刻，成为了其中的一员，甚至被别人当成了“键盘侠韭菜”，被当做他人之刀枪，还不自知。
就在最近，一则声明呈于大众面前，并牵涉起一则有关所谓的“抗疫英雄”艾芬和上市公司爱尔眼科（300015.SZ）及艾芬主刀医生王勇的医患关系纠纷事件。
出乎意料的是，这次是沉默500多天的爱尔眼科医生——王勇发起了一纸诉讼，而原因，是其已经不堪艾芬的网络暴力行为。
作为一家上市公司的眼科医生，很难想象究竟是什么样的情况，让王勇医生说出自己只是为了“维护基本权利”，甚至呼吁艾芬可以就医疗纠纷起诉他本人。显然，这其中还有不少不为人知的故事。
到底是什么原因，让艾芬像当代祥林嫂一样，在网络公众平台，盯死爱尔眼科医院不放500多天？又是什么原因，让艾芬把自己包装为“受害者”，赢得热度后，又迟迟不愿走法律途径结束这一场纠纷？以及究竟是什么，让身为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的艾芬，连国家、省、市以及多家国内知名公立医院的联合调查组都不能让她相信，迟迟拒绝各种正规解决医疗纠纷的途径？
这些问题，是时候需要一个答案了。
第一部分：500多天里，在做什么？
综合艾芬在网上的自述和爱尔眼科的声明，坦白来说，这并不是一件有多么复杂的纠纷。
在2020年5月时，艾芬通过熟人介绍前去武汉爱尔眼科医院，进行了人工晶体植入手术治疗白内障。而在术后五个月后，艾芬出现了视网膜脱落的症状。
艾芬认为，是白内障手术最终导致其视网膜脱落。同时她也质疑爱尔眼科为其提供的病历资料存在伪造。
而爱尔眼科针对此事进行内部调查后发布了自查报告称，“患者（艾芬）右眼视网膜脱落，与本次白内障手术无直接关联”，同时列出了艾芬的眼部照片，称“右眼角膜疤痕具有特征性”，否认“P图”一说。事实上，这一结论也得到了官方专家联合调查组的认可。
艾芬的主治医生王勇在自述文章里称，艾芬的视网膜脱离是在手术5个月后出现，与手术没有直接关联，而且所有病历资料均真实，且可接受司法鉴定。
2021年2月，艾芬在微博上发文称，自己已经向武汉市卫健委递交了“实名举报湖北爱尔眼科总院医疗行为违法违规问题”的举报信。
随后，国家、省、市、区各级主管部门组成了联合调查组，专家组成员来自北京协和医院、北京同仁医院、北京大学人民医院、中山大学附属眼科医院等各级权威机构，再次进行调查。
但艾芬拒绝签收政府信访部门对其有关诉求的答复，至今仍不接受协商调解，不做医疗鉴定，不走法律程序。
此时，艾芬的选择是把这个事件的讨论“主阵地”挪到了微博，一个公开的平台，一个能肆意发声的平台。但唯独，却不是真能帮助她解决实际问题的平台。
她在网上通过直播及发文，征集有关爱尔眼科的“负面”消息，并且称医院方面对她进行了“活体摘除”，声称要揭露（爱尔眼科）这个集团这种牟利方式的罪恶。
另一方爱尔眼科公司则表示，在过去一年多时间里，公司尝试了各种方式与艾芬进行沟通。包括今年二月和三月还多次见面，但都没有结果。
“我的诉求不光是赔我该赔的钱，我也希望他们受到该受的惩罚”。艾芬在接受一家媒体采访时，这样表示。
第二部分：500多天，却不走法律流程
微博账号“急诊向日葵艾芬”目前粉丝209万，是艾芬和爱尔眼科“叫板”的主要阵地。
在这500多天里，艾芬将矛头瞄准了爱尔眼科，发布的内容均是爱尔眼科相关的“负面”信息。
与此同时，她还在网上号召网友们一起，为她的医疗纠纷之路“助力”，共同“揭发”爱尔眼科的“不良现象”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她曾多次向粉丝表明，自己是“抗疫医生”。似乎想借此告诉她的粉丝们，我有荣耀光环加身，“我是你的神”。
但显然，这和医疗纠纷事件本身无关。国家出台的《医疗纠纷预防和处理条例》更是明确给出了合法解决途径，并不会因每人的身份不同，就区别对待。但艾芬，作为一个医生，似乎对这些熟视无睹。
原本只是一起普通的医疗纠纷事件，却走向了似乎看不到尽头的“网络干仗”——由于有所谓武汉“抗疫医生”光环的加持，艾芬的209万粉丝，很多都愿意相信这位“大V”，以至于，当网上有不同的声音出现时，都会被网友“群起而攻之”。
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专家赵阳主任，从专业医疗诊断角度，在网上写了篇评论，并认为艾医生拒绝与医院沟通，也并没有申请医疗事故鉴定或者提出法律诉讼，而是选择在个人微博上直接“审判”：爱尔眼科是为了赚钱，不必要地摘除了自己原本几近正常的晶体，“窃以为，这个方式不可取。”
随后赵阳在网上没有来由地被网友攻击，并被谩骂“这厮人品太差”。
现在在这起医疗纠纷中，我们看到的场景是：
一个三甲医院的科室主任医生，一个有着百万粉丝的大V医生，一个有着所谓“抗疫英雄”光环的医生，在自己成为患者并和其他医疗机构出现医疗纠纷时，在网上竭力收集对方的所有负面信息，然后将这些信息在网上铺天盖地地传播，无休止的在网上攻击对方，并发动粉丝谩骂一切质疑的声音。
明眼人都能看出来，这已经不是站在解决问题的立场上了。
从常识出发，就像赵阳主任说的那样，作为受害方，既然这么想“处理”当事医院，艾芬又为什么不去做医疗事故鉴定，或者直接走法律程序，提出赔偿诉讼？
艾芬给出的解释是，“我要尽量收集更多的证据”。
也就是说，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，艾芬花了大把的时间去“帮助”别的患者维权，同时还组织各种直播，而自己却还没有收集迫在眉睫的“维权”证据——大家都知道，事件发生后时间越早，证据越容易收集。
而作为当事另一方，爱尔眼科声称愿意提供相关病历资料，并愿意请艾芬找“全球任何一家有资质的第三方机构作鉴定”，相关费用由爱尔眼科来承担。
显然，艾芬还并不愿意这么早，把这起纠纷引向正常的合法解决途径。
第三部分：网络不可肆意妄为
艾芬的“快意网络”，某种程度上来说，没有赢家，特别是在网上引发的“网暴”，给很多人带去不必要的伤害。
4月26日，当时给艾芬做手术的王勇医生，在朋友圈发长文称，“遭受了500多天的网络暴力，我决定站出来依法起诉武汉市中心医院急诊科主任艾芬，依法维护自身权利，捍卫医生尊严。”
在长文中，这位艾芬的同行表示，艾芬在没有任何鉴定认定他有问题的情况下，在网络平台多次污蔑他是“诈骗犯” 并“活摘器官”。
“如果医疗鉴定认定我有责任，无论多少责任，我都将依法担责、毫无怨言。如果医疗鉴定认定我的诊疗过程没有实质性技术问题，认定我的病历没有造假，照片没有p图，那么就请艾芬向我道歉，向与这起医疗纠纷毫无关联却被她网暴污蔑的受害者道歉，向广大被舆论蒙骗的社会公众道歉。”
爱尔眼科第二天也发文认为，艾芬漫长的“舆论战”已经越界，通过自媒体对多名就职于爱尔眼科集团的医生、以及多名与其医疗纠纷毫无关联的工作人员、社会人士，引导流量发动造谣诽谤、栽赃构陷、侵犯隐私等事实性网络暴力，更有甚者对有关人员的私生活进行污蔑，对他们正常的工作、家庭生活以及心理健康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影响。
事实上，在如今的网络环境中，网暴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。
医患关系作为备受关注的话题，时常成为网络舆论讨论的热点。从网络舆论内容看，网络舆论具有复杂性、冲突性和难控性。很多不利于医患关系的因素会导致假新闻、误导舆论走向，歪曲夸大社会问题、垄断网络话语权。
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教授提出过有限理性理论。他认为，人并非完全理性，而是有限理性的；人并没有分析、收集决策情况所需的所有信息的能力，是能力有限、理性有限的。
基于有限理性理论，医患冲突网络舆论的参与者无法收集全面的信息，也没有能力对信息进行彻底的分析。
在网络舆论中呈现的关于医患冲突事件的信息，往往是带有舆论主体的情绪、价值观、利益倾向性的。
如果这种倾向是利于患者的，则更容易激起患者群体的认同，造成网络话语权垄断与失衡。在某些情况下，这可能会掩盖事实真相，加剧医患关系的恶化。
“表面上，这些舆论主体站在传统思维中的弱势群体患者这一方，为他们发声，实际上却是为追求舆论关注，获取经济利益。”一篇刊于《新闻传播》上的理论文章，一针见血指出了目前国内医患冲突网络舆论中的一些真实意图。
众口铄金，积毁销骨，杀人于无形。“网暴”不是小事，对当事人来说是天大的事。网络暴力造成的恶果触目惊心，再不严加管理，会让理性发言变得稀缺，谁“闹得欢”“嗓门大”谁就占据主动，人人都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，网络环境将受到严重伤害。
近日，为有效防范和解决网络暴力问题，切实保障广大网民合法权益，中央网信办部署开展“清朗·网络暴力专项治理行动”，要求网站平台认真抓好集中整治，建立健全长效机制，确保治理工作取得扎实成效。
这也是在今年年初针对“网络暴力、散播谣言等问题”的“清朗·2022年春节网络环境整治”专项行动之后，中央网信办再次对网络暴力现象重拳出击。平台本是拉近社交距离的场所，如今却成了相互攻击的“角斗场”。在这背后，“流量至上”的观念是罪魁祸首。
同理性平和的讨论相比，“网暴”言论有热度、有互动、有点击，就意味着有关注度。而相比解决真正问题，流量似乎能给个人带来更大的持续价值。但事涉安全，就要有独立的认知和思考，不当“推波助澜”的“帮凶”，维护网络社会秩序，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。而解决问题，也应当寻求法律途径，而非在网络中做起暴力扩散器，危害他人利益及安全。
——内容参考于微信《财经无忌》
